[67]同前注[2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书，第143页。

如果没有更具体的法规、规章或者法律解释，这些问题就落入行政机关要件裁量的范围。我国《食品安全法》对上述两种情况都已经进行了规定，21条第2款规定，经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得出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不安全结论的，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立即向社会公告，告知消费者停止食用或者使用，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停止生产经营。

[67]欧盟2003年《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物物质的食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指令》（1830/2003/EC）也规定当转基因成分没有超过限值且是偶然或者技术上不可避免时，免除标识义务。为了落实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农业部于2002年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的安全等级和评价方法、申报和审批的程序、技术检测管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37] 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3页。[59] 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雷磊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37页。[69]总体而言，我国《食品安全法》并未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裁量权问题，而是统一用文字标识制度解决。

尽管科学活动仍然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其主要价值目标仍然是追求科学理性。对经综合分析表明可能具有较高程度安全风险的食品，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提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并向社会公布。需要指出的是，合宪性审查工作方式的司法化与宪法的司法化还不是一回事，后者强调宪法全面进入司法裁判，[33]前者则更强调合宪性审查机构在审查方式的选择上带有司法的特点。

[59]朱宁宁：《维护宪法权威，合宪性审查如何破局》，载《法制日报》2018年1月16日，第9版。[23]王银宏：《通过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凯尔森的理论与实践》，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程湘清：《关于宪法监督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4期。具体来说，一方面，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对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作用，即合宪性审查能够确保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对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控制，在法治轨道上落实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究其根源，或是在于我们对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定位、功能发挥存在不同认识。但由于宪法设计的缺陷，这段时间的法国议会权力过大，导致倒阁频繁，政局动荡不安。

1920年，奥地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法院，但随着1936年德国入侵奥地利，该国宪法法院也停止运作。它既不是法院或特殊的法院，亦非议会的组成部分。影响和制约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有效运行的原因既有制度机制性的，也有观念性的。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就转换为，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否必然是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配置的一环？ 作为人民根本意志的文字载体，也是代表制民主的结果，宪法要将主权性权力转化为不同国家机构的权力，形成不同的权力分支，这就是分权的逻辑与结果。

第三，探索案件的移送审查制度。[27]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公民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提出合宪性、合法性审查请求，这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反作用于有关机关。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一个启示或许在于制度设计必须贴合中国的国情。

这一机制对于合宪性审查来说是颇为重要的，一方面它可以伴随着合宪性审查，在审查时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还可以与之竞合发挥前置性或补充性作用，替代判断违宪的处理方式。方案一：宪法委员会的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当，仅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专门负责审理违宪问题。

这种用司法权吸纳合宪性审查的权力并将其运用到权力关系逻辑之中的做法，容易造成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上升，更容易让法院的权力越位。[60]前述的孙志刚事件尽管舆论浪潮巨大，但公民的提请依然没有发挥直接作用。

司法权为什么是不存在的？或许正是因为它作为结构性权力分支的基础不够牢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作为实施宪法的方式，当然也要受到监督，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监督的方式局限于完善立法的内部效果，而非约束着立法权。[47]刘松山：《1981年：胎动而未形的宪法委员会设计》，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47] 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监督宪法实施，经由此完成合宪性审查工作，同样面对着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最突出的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是立法机关，它们不宜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审查。无论是观察这一权力在美国起源的动机，还是考察其效果，合宪性审查实现了回溯到宪法文本即人民根本意志来控制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机关的目标。[34]然而，宪法的司法化却具有强大的话语力量，宪法并不等同于政治，界限在于宪法的法的属性……切中我国一度弱化宪法法律性的模糊观念，[35]它的背后和基础正是司法权与合宪性审查的合流——合宪性审查工作机制的司法化可以说是它的某种表现形式。

[52]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002版。[60]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

此处插入表1 对我国来说，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制度建设的基本前提和逻辑预设，也构成了我们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主要条件。当时的著名公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就反对美国式的由法院来守护宪法的模式。

[1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页。[31]李少文：《合宪性审查的外国模式与中国选择》，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1期。

[31]这就与德国的宪法法院十分接近。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作了细致阐述，充分说明了保障宪法效力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意义。另一方面，合宪性审查高度的政治性仰赖一个专业、中立和权威的机构来消解，司法机关作为最不危险部门较为恰当，这是立足于人们对法官的信任。由总统来守护宪法，更进一步强化了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思考政治性合宪性审查方案的合理性，[19]从反面推动了宪法法院制度的发展。

[59]正如很多人都提到的，备案审查不是合宪性审查，但它能够为合宪性审查供给动力。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建立并有效利用合宪性审查制度。

[38]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五、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工作 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职责——宪法监督与宪法解释，就是关键的任务，也是迫切任务。

[20]在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中，对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法秩序的重要基础。[24][奥]凯尔森：《立法的司法审查——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比较研究》，张千帆译，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1年第1期。

除了采用司法权吸纳的办法以及完全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模式，一个重要选择就在于将其依附于主权性机构，让主权性权力涵盖合宪性审查，使之回归宪法的民主本质，从而避免反多数民主的难题。[6]运用宪法化解民主暴政的问题，引入人民民主控制权力运行，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选择，但也让合宪性审查担负起权力制衡乃至对抗的逻辑。民主有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和很直接的内容，那就是多数决。我国合宪性审查应立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涵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这就要求将其界定为程序性工作机制而非政治制衡性设计，基于此，我国应建立工作型合宪性审查制度。

然而，这种处理方式也让司法权沾染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联邦最高法院的受案范围在宪法上有白纸黑字载明，所以马伯里的争议到不了最高法院。

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重大安排，也表明合宪性审查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关于如何具体发挥宪法作用的制度性选择。凯尔森总体上赞同由法院守护宪法的合理性，但他反对照搬美国式的普通法院分散式审查模式，欧洲必须具备适合自己体制与文化的独特模式。

如果多数人由一种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质言之，宪法法院的特点在于通过技术上的去政治化来增强合宪性审查的可接受性和权威性，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司法逻辑。